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对于熟悉的词语，思想往往偷懒。比如“中国”，华人耳域，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却发现原来不知或知之甚少。
“中国”从哪里来？于省吾曾写过《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最晚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中国”之尊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
所以，《说文解字》说“国”字，“从口，从或”，同“邦”意。后人皆延续此意。这样，从金文中就找到“中国”的来历了。同时，《尚书》“梓材”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周武王了。从出土实物到文献资料，可以确认，周武王时，已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以卜辞“中商国”为据，断言为中国称谓起源更早，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商虽有中心意识，但“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西周初年，推行分封，给诸侯们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当时人认为，“中国”就是京师。
中国统御四方，靠什么？靠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做大。周公摄政之世，中国之地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认为“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的地理观，已经有了中国的格局。不过，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礼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不得不从“茫茫禹迹”时代，后退到了周武王，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卜辞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期才合理。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是周武王革命以后，新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理想观念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岛”规划华夏，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周初的天下了。
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以摊大饼的方式来经营中国。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则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
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接近侯服，行华夏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接蛮夷，所以要奋武以卫天子。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武装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要服、荒服，都是夷狄之地，教化有所不及，就用武力强迫，以利害羁縻，使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孔子周游列国，行走在周的中国化世界里，他呆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礼的鲁、卫两国，而不是用武力征伐与戎法混搭的齐和晋。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高度的尊敬，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管仲是他前辈，助齐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榜样。
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确立做什么人，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啊仁！
因此，齐国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他也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齐、鲁毗邻，但以“五服”来分，均为绥服，鲁行周礼之教，齐行戎法武卫，孔子想兼有二者，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周礼繁琐，与齐国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
后来，他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说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便不想去了。于是，他将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早就中国化了，而且尊王攘夷，也成就了一番霸业。
因此，孔子认为，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他这样说，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越，虽然也关注了，却没有这样来评价。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国家，在兼并战争中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
可见孔子眼光远大，他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文武周公的道统，作为中国的命脉，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周朝垮了，中国还在。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言之有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常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
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
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亡天下”不行，那“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中道思想，一种新的仁爱精神。
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孔子以仁确立了自春秋以来的中国精神。
“中国”从王土来
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但不以为国号，这是为什么？
其实，“中国”观念，是世界性的，佛生于印度，故佛教以印度为中国；耶稣生于“如德亚”，故天主教以伯利恒为中国，而真主生于天方国，故回教以麦加为中国。日本平安时代，延喜年间，政府将日本驿站按地区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山阳国居中，也称为中国。
只有印度的摩揭陀国自诩为“中国”，有着与西周“中国”相近的意味。那时，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军入侵印度，在恒河流域留下一支军队，就回西方了。摩揭陀国有一个世代饲养孔雀的家族，出了个旃陀罗·笈多，推翻难陀王朝，自立为王，称“月护王”，赶走马其顿驻军，统一北印度，建立孔雀王朝。至阿育王时，其国强势，不逊于秦、汉。
因此，恒河流域就出现了摩揭陀中国。此前，在印度河流域有过一个中国，那是由雅利安人入侵形成的婆罗门教中国。摩揭陀国兴起时，印度河流域中国衰落，恒河流域成为中国。佛教在此兴起，与婆罗门教分歧。释迦牟尼居摩揭陀国，精神文明的中心随之转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
当孔雀王朝兴起时，佛教成了国教，而摩揭陀国，就是佛教中国。百年后，孔雀王朝衰竭，摩揭陀中国也就解体了，其制度建设，或国土经营，都不如汉土中国，但有一点，它与汉土如出一辙，都不以中国为国号，都把中国看作王朝领域。
中国是王朝领域，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的性质，中国成了王朝的属性，用朝代命名国家，表明王权主体性及其家天下的本质，如此王土中国，当然始终不能超越王朝兴替。
所以，只要王朝还在，中国就不会成为国号，除非王朝退出。不是还有文化中国？在王朝政治下，文化中国只能作道统用，就是用意识形态作王权的门帘。可一旦王朝式微，文化中国的主体性就凸现了。
当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当改朝换代时，文化中国以道统为基地，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据；当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国时，文化中国依然屹立，或以夏变夷，或以革命攘夷。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至今未衰。
关于文化中国，《明儒学案》卷二十四说是：“今所居者中国，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立也；所业者六经，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清朝入主中国，深谙此道，那时，中国士大夫对新朝仍心有芥蒂，雍正对此很不满意，发上谕教训他们时，就拿出了文化中国的老底。
他说，是不是中国，不应从地域上分，要从道统上来确认，我朝统一中国，所承之统，就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这还不是中国么？雍正所谓“道统”中国，显然与“反清复明”的文化中国有别。文化中国，非哪一派哪一家的传统，非哪一朝哪一代的样式，它是整体性的五千年文明的产物。而“道统”出于儒术，是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化。
面对中国与西洋之教的新矛盾，雍正，“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必不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他没说中国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包括西洋，西洋既不属于《禹贡》“五服”，也不在《周礼》“九服”。
自古以来，汉人之于西洋，不仅不以夷视之，而且还心向往之。那时称西方，不称西洋，而称西海，据日本人白鸟库吉考证，“西海”就在波斯湾及红海一带，而“海西国”则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即埃及。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城，汉语简称“黎轩”。
黎轩是托勒密王朝之埃及，后来，被罗马灭亡，就变成了汉人所谓的大秦。大秦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向东延伸至亚洲地区。西汉人以为黎轩国多财宝，其祖先原自中国，身高体大，因汉之前为秦，所以称之大秦。汉人都有司马迁的胸襟，不仅匈奴及西域诸胡如太史公所言出于炎黄子孙，连从未遭遇的罗马帝国之民也成了炎黄子孙。
自雍正始，王朝中国就开始对文化中国厉行审查了，其欲遏制文化中国的自由，更想使之纳入王朝体系，最具有标志性工程，是乾隆开纂的《四库全书》，在编纂者们的严格审查中，许多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基本被毁。
有了《四库全书》打底子，乾隆就以十足的天下观底气拒绝英使马嘎尔尼，并以天朝的派头，关闭了下南洋、走西洋的“中国”化的窗口。那时，满蒙已经中国化了，青藏也中国化了，越南和朝鲜似乎成了中国化的边缘地带。传统意义上的夷狄都变成中国了，新的夷狄在哪里？在西洋。
天朝已非昔日汉、唐，没有对西方的向往，不再用“类中国”的眼光看西方。而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就在寻找中国，寻找那个像丝绸和瓷器一样优美的中国。当马可·波罗告诉西方他到了中国时，西方激动了。传教士们接踵而来，将中国文化传递于西方，致使西方启蒙运动，受了中国思想的影响。当启蒙了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中国却称他们为夷狄。
利玛窦去世，明万历皇帝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38间，地基20亩安葬。下葬时，文武百官都来行礼。一太监问相国叶向高，远方来宾，从来就没有赐葬，何独厚于利玛窦？叶向高回答说，其它事都不论，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一块葬地。
清初，康熙延续了这一做法，汤若望、南怀仁去世后，就在利马窦的墓旁，赐地安葬，并用满文、汉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刻写了碑文。从雍正开始，一改此例，禁传教，并驱逐传教士。到了乾嘉时期，传教士都被驱逐无余，夷教销声匿迹。夷教受难，乃中西文化冲突之始。
“中国”往民主去
天朝驱逐了上帝的使者传教士，西方又派来了魔鬼鸦片烟。
抽鸦片的中国，被西方瞧不起了，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还要自称中国。渐渐的，中国人的思想，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也从天圆地方中解放出来，知道了地球是圆的，戊戌变法时，湘人皮嘉佑作《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
如同日心说打击了基督教一样，地圆观念不经意地颠覆了王朝中国。同为湘人的叶德辉对此很不满，写信给皮嘉佑的父亲皮锡瑞，用“五行”说来解释。他说，地球是圆的，不能指定一地为中，但在“五行”里是有中央的，亚洲居地球东南，中国居亚洲东南，而五行之位，以东南为首。以五色配五行，黄属土，土居中央，而中国人是黄种，可见开天辟地时，就把中国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为此，他自鸣得意，指出“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他哪里懂得，真理是要拿出证据的，他能拿出怎样的证据来证明臆想的“五行”方位符合近代科学原理，而中国又能以怎样的实践来证明自己的中心地位？
清末，王朝中国的破落已毋庸置疑，不过，还有文化中国可倚。同治年间，当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清朝使团出使欧美时，有个名叫志刚的满人任副使随同，此行，他写了一本游记，叫做《初使泰西记》，游记里提到，有人问他：地球上有土就有国，中国之说怎么解？他的回答比叶德辉要高明得多，他说：中国并非指所居之地，而是指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所谓中国者，是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建国者皆不得用此“中”字。他不为王朝中国争，却以道统中国争，也亏他能争得如此理直气壮，可见他不光是道统中人，还是中西会通之人。当时，能支撑清朝脸面的，也就这道统了。可没过多久，等到郭嵩焘出使英国时，连道统中国的脸面也被挑战了。
因为，郭居然发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而其本有二，一是议院政治，一是民选政治，其末在商贾，而造船制器，又是末中之一节。我朝“师夷长技”，未师其本，而是师其末之末也。本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时，文化永远自鸣得意。可郭嵩焘这么一说，中国人在文化上也挺不起来了。原来只以为强国之技不如人，现在懂得了连立国之道也不如人，这黄昏的猫头鹰！
当时，清朝正在组建海军，要有一面国旗作为标志，总理衙门向慈禧提交了各种方案，其中就有黄龙旗。慈禧认定“龙”为君身，黄乃皇家之色，就选了黄龙来代表大清——王朝中国，命水师船舰都要悬挂三角形黄龙旗。郭在书里唱反调：国旗皆为长方形，无三角形，船上挂黄旗，是有人病危，向别船求救的信号，以此为国旗太不得当。他把书稿寄回国内，交总理衙门刊印，结果成了靶子。多年以后，梁启超谈起这段往事：郭嵩焘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文明。哎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别看朝廷总拿中国说事，可那是天下观里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此，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急时抱佛脚，得过且过。为了组建海军，不得不凑合了一面国旗，过了20多年以后，李鸿章才发现，光有一面国旗还不够，还需要有一首国歌，于是，又临时凑合出了国歌。
1896年，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欧洲访问，他没想到，每到一国，除了对他表示欢迎外，还要演奏中国的国歌，可他哪里有什么国歌？这个聪明透顶的家伙，随机应变，临时凑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首七绝，配以古曲，唱道：“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真是雍容华贵，一派帝王家的气象，就权当国歌了。又过了15年，才有典礼院向末代皇帝呈览“国乐”《巩金瓯》，“巩金瓯……帝国苍穹保……”可老天爷不保佑，仅六天以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国旗、国歌就这么凑合着，凑合到亡国，还有国号呢？家天下，要国号干什么！
黄遵宪曾建议以“中国”为国号，作为本国对外统称。他说，世界各国，皆有总名，独中国无之。因此，各国称谓我国都以朝代称，或称汉，或称唐，日本人称唐或明，因为他们不承认清。而印度人称震旦，或支那，英吉利人言差那，法兰西人谓差能，皆非我国固有名称。究竟“差”哪？那时，朝廷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结语：为少年中国祝福
1900年，是20世纪的起点，中国正在蜕去王朝的皮囊，要独立于世了。
梁任公得风气先，他发现：在王朝的废墟上，走来一位美少年，从青色的春天里走来，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那便是青春中国。旧王朝方死，新中国方生。以往之中国，虽有国之谓，未成国之形，或为家族国，或为酋长国，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王权专制之国，何尝有国体？朝也者，一家之私产；国也者，人民之公产。
这便是梁启超少年之中国，他说，国体发育有如生命，以少年中国言之，则尧舜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迄于今为童年时代，而今将入少年之境界。
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今天的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我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我国雄于地球。美哉我青春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902年，他发表了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提出，理想的国号，应该叫做“大中华民主国”，而理想的开国纪元就在1912年，被他说中了！这一年，刚好就是中华民国元年。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当然也不是中道之国，它是“少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