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30日,张胜利(左)在给他的学生补课。新华社资料片
25年前的春天,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涞源县,一个辍学的孩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县里一位领导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这个叫张胜利的穷孩子满怀希望发出求助信的时候,没有想到,希望来得如此之快——到了秋天,1989年10月17日,在希望工程首次资助就读证颁发仪式上,他从团中央负责人的手中接过一本红彤彤的证书,成为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当年13岁的张胜利不知道的是,几乎与他发出求助信的同时,1989年3月,以“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为宗旨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
第二年,1990年5月19日,中国青基会资助建设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县南溪镇落成,全县500名失学的学龄儿童重新回到了课堂,在这里战斗过的徐向前元帅为该校题写校名:金寨县希望小学。
从25年前的一粒种子到如今的风华正茂,从借来的10万元注册资金到现在每年数以亿计的捐助,没有比“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更能指称一项给495万人次一度难圆读书梦的孩子带来希望的公益事业。
1997年,张胜利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面对诸多选择,他义无反顾回乡任教,他知道是希望工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必须回到家乡,让希望在他的家乡桃木疙瘩村继续延伸,这是回报社会关爱的最佳方式,也是他的责任。
像张胜利一样,希望工程资助过的孩子们怀抱感恩的心开始回馈社会,希望工程凝结的爱心链条不断延伸,抵达尽可能多尽可能远的穷乡僻壤,让那些一度“无望”的孩子感受到“希望就在身边”。
25年来,希望工程用爱心与希望的接力,生动地诠释着这样一个中国梦: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年龄,同样的中国少年,都能圆读书的梦想,都能拥抱希望的人生。
希望的种子
一切还要从25年前说起。中国农村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经营改革的高潮后,发展一度进入瓶颈期。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短期无法改变情况下,生长在贫困乡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孩子们所分享到的教育资源,有天壤之别。
1986年,希望工程创始人之一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发现有2000多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新中国成立后竟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只有7名学生,辍学率高达90%以上。1990年统计显示,全国因贫穷失学的孩子超过100万,绝大部分在农村。
在政府财力吃紧的时候,唤醒、动员民间力量,共同改变贫困乡村的教育落后局面,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改变现状,1989年10月,中国青基会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实施“希望工程”。
一个时代的符号就此诞生。
有人认为,希望工程有两个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点燃了数百万儿童、数百万家庭的希望,还给了他们应有的梦想和尊严﹔二是调动了亿万人的爱心。大多数中国人的慈善洗礼,都是从希望工程开始的。
在从种子成长为大树的过程中,希望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他们为全党全社会树立了捐资助学的典范,也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影响力急剧提升。
1992年6月10日傍晚,两位军人走进了中国青基会的捐款室,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清点完3000元人民币,请他们留下姓名,两位军人商量后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于是捐款收据上留下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字。10月,两位军人又来了,再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助2000元。
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同志。
上至国家领导,下至黎民百姓,都在践行着公民互助的理念。截至2014年10月,希望工程已累计募款100.72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8396所,资助贫困学生495万人次。每1000个中国人中就有至少3人享受过希望工程助学金,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7所是希望小学。希望工程已经是中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
希望工程巨大的品牌效益,带动了整个国家公益意识的提高,公益慈善已经影响到大众的生活方式,一项调查显示,希望工程的知名度达到93%,参与度达到60%。
爱心传递
以今天的眼光看,希望工程启动时,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普遍贫穷的年代。今天动辄一笔百万、千万的捐款,在那个年代很难出现。用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的话说,那个年代更多的是“穷人救助穷人”。
退休干部、军人、工人、知识分子、大学生……一只只纤细的手握在了一起。25年间,聚沙成塔,在爱的浇筑下,希望的种子很快在人间生根发芽。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即将启动的消息刚刚发出,著名女革命家、93岁的帅孟奇老人率先捐款2000元,成为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第一人。
1989年11月,天津塘沽区实验小学学生周桐将自己准备买变形金刚的27元零用钱捐给了希望工程,成为第一个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小学生。
1991年,苏明娟专注求知的眼神,被摄影记者解海龙定格。这双明亮眼睛,折射着贫困地区的教育困境和失学儿童的渴望。
曾经担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的赵渭忠已年逾古稀。从1992年退休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希望工程事业。17年间,他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奔走呼号,他和家庭向希望工程捐款100万元,资助学生650人,还发动社会各界向希望工程捐款1000多万元。孩子们亲切地叫他“希望爷爷”。
一生歌颂母爱和童真的世纪老人冰心把稿费捐了出来,她对希望工程的负责人说:“教育搞不好,人没有文化,国家会越来越穷。”
还有,靠蹬三轮车资助300多个贫困孩子实现求学梦想的白芳礼,每月拿到工资后都要给希望工程捐款的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工人任华亭,为麻风病村的孩子们建立希望小学并设立麻风后代助学基金的郑用熙、关英夫妇……
甚至还有,贵州窖子山煤矿242个服刑人员寄给青基会的1106元,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
感恩的心
25年过去,让所有关心希望工程的人欣慰的是,这份人间关怀的爱一直在传递。那些曾经被希望工程资助过的孩子们也已学有所成,感恩的他们正把爱心传递下去。
1997年的8月14日,从上海回到涞源的张胜利被任命为桃木疙瘩小学名誉校长。当时的桃木疙瘩小学一直没有教师,学校只能停课。张胜利回去的第二天,才有5个学生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张胜利明白,家庭贫困是家长不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原因。但他更知道,缺少知识,只能导致更加贫穷,而改变贫穷的最佳途径只有学习。桃木疙瘩小学下辖的几个自然村间,相距都在5公里以上,还都是崎岖陡峭的山路,为了找回自己的学生,他上演了真实版的《一个都不能少》,带上干粮,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走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说服家长让孩子上学。
在张胜利的帮助下,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回到了学校,学生由5个增加到了21个。2007年,张胜利所在的小学第一次有人考上了大学。那天,当西梁沟的刘大宝带着省城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看张胜利时,张胜利流出了回到大山10年来最欣慰的眼泪。
17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公益资源,通过各种渠道为500多名家庭困难的学生与资助者结成了对子,为当地拉来三所希望小学的建设资金,并通过中国青基会为当地申请到全保定市第一套“希望厨房”。
从香港城市大学博士毕业的彭成义是希望工程受益人中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初二那年,这位在县重点中学就读的贵州遵义小伙濒临辍学,有幸通过希望工程得到了开连锁书店的校友资助后,他通过希望工程举办的全国希望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进入浙江温州一所高中的“希望之星班”,并通过学校选拔拿到去往加拿大一所大学求学的名额。来自上海的一位善良的工程师,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了他购买机票的钱和第一年的生活费。
“我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彭成义言行是一致的。汶川地震时,他身在国外心系国内,从加拿大给祖国灾区汇来捐款；鲁甸地震时,已经回国的他积极组织当年“希望之星班”上的同窗一起传递爱心火炬,当年的同学有的还身在国外,他们把带着温度的善款,从国外汇了过来；他还勇敢应战“冰桶挑战”,“被点名后,我没有太多犹豫,希望能给需要帮助的人多一点温暖。”
藏族姑娘让英出生在四川阿坝黑水县芦花镇四美村,十几年前刚读到小学三年级的她由于贫困面临辍学,正是来自“希望工程”320元的资助,帮助她完成了小学学业,初中再次辍学时,又是“希望工程”帮助她回到了校园。此外,作为“希望工程”的受助学生代表,她成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3名中国火炬传递手之一。“即使个人力量有限,但我同样会尽全力发动身边的朋友、同事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后,现供职于企业的让英,除了是“希望工程”的长期志愿者之外,她发动所在的公司资助了16个贫困小学生和2名大学生,“绿叶忘不了对根的情意,我会一直把爱传下去。”
名气最大的“大眼睛”苏明娟读大学时就组织同学到金寨进行义务支教。得知当地一个贫困的小女孩面临辍学时,苏明娟主动要求资助她,“那个女孩是我一对一捐助的第一个孩子。”
上班后,苏明娟把第一笔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并且每年都会捐款。“我给自己定的要求就是每年都捐款一千块钱,前几年一直捐助一个姓汪的孩子,上班以后又捐助了其他孩子。”苏明娟说,她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会把爱心一直传递下去,“今后的日子,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到乡下的学校看一看、走一走,告诉这些孩子每个人都有希望。”
新的理念
“农村、贫困、教育、青少年”是希望工程25年不变的关键词。但25年间,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新的分化,同时,信息化、网络化加速普及,救助贫困儿童上学的方式方法和具体内容正悄然改变。希望工程面临新的转型和变革。
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在农村地区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并逐步向城市拓展,希望工程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某种程度上说,希望工程的“原始使命”已经完成。
希望工程酝酿战略性调整,调整背后是基于现实变化的观念变革:从强调教育起点的公平到重视教育过程的公平；从侧重救助式的援助到倾向发展式的跟踪；从单一的救助项目到全方位复合型的救助产品设计。
这也带来了希望工程对受益人和捐助人两个市场的细分,一切均以资助效果为导向。
相比25年前,社会公益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教育资源的失衡,为解决这一进程中贫困农民工和农民子女的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百年职校——希望工程资助定点学校和“希望工程职业教育助学计划”实施学校——于2005年在北京创立。10年来已在北京、成都、南京、武汉、三亚、郑州、大连、银川、丽江九座城市建校,为当地贫困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
2007年中国青基会宣布“希望工程全面升级”,将始终坚持雪中送炭的“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即在动员社会力量,继续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帮助乡村小学改造危旧校舍的同时,不仅“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单纯性扶贫之外,还多角度扶助受助生和学校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现实在不断变化,理念应与时俱进。“希望工程职业教育助学计划”“希望工程快乐体育行动”“希望工程快乐电影”“希望工程快乐音乐”“希望工程教师培训”“希望工程图书室”“希望工程电脑教室”等一系列新的计划和行动启动,并设计开发了“勤工俭学”“社会实践”等系列公益活动,为农村和希望小学提供长期后续扶持。
新的时代
25年的砥砺前行,希望工程“官办民养”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国家没出一分钱,在市场的浪潮中搏击自立。正是得益于市场化的运作,希望工程才能敏锐地察觉到受益人和捐助人两个群体些微的变化,也才能与时俱进地进行公益产品的延伸设计。
2006年,希望工程推出了资助大学新生的“圆梦行动”,为贫困大学新生提供从家门到校门的经济支持。2009年,希望工程推出“激励行动”,面向全体受助大学生,资助他们开展社会公益服务活动,服务社会,回报社会。
社会公益事业不分国别,不分国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公益组织也开始承担起了更多的国际责任。2011年,“中非希望工程”开始走进非洲。直到2013年年末,“希望工程走进非洲”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布隆迪、卢旺达援建的22所希望小学全部竣工投入使用,而安哥拉建起了第一所海外百年职校。2014年5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出访安哥拉时称赞,百年职校把希望工程的理念带进了非洲。
新的时代,也带来了新的考验。
网络带给年轻人新的捐赠习惯。2013年,全国网络捐赠金额达到3亿。希望工程注意到网络捐赠小额化的特点,每笔金额常在50元以内。而长久以来,希望工程最低的捐款门槛也要500元——一名农村小学生一学期的学费。为此,希望工程开始推出了微公益项目,用“众筹”的理念,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到希望工程中来。
比技术变革更重要的是公信力的维护和提升。
汶川地震引发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爆炸式发展。2008年被称为“中国慈善元年”。近5年希望工程的募款金额几乎赶上前20年的募款总额。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关注并进入到慈善领域。社会公众对公益基金和慈善项目的透明度要求也与日俱增。
汶川大地震中,四川全省400多所希望小学特别是震区146所希望小学,没有因校舍垮塌死亡一人。原因很简单,一是资金足额到位,二是全程监督。
2013年5月,希望工程举办“助学雅安社会监督日”,邀请捐赠人、媒体记者和受助人一起在雅安救灾助学现场,参与芦山中学复课,见证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助学行动的进展,监督灾后安置阶段的成效,共谋灾后重建大计。这一天,距“4·20芦山地震”发生仅15天。
希望工程与改革开放共成长,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贫富差距依然严重。青基会秘书长涂猛犹记得今年一次南方革命老区之行,在当年血雨腥风峥嵘岁月里,老区人民支援了革命,而当地的学校如今却破旧依然,岌岌可危,学生们常年在租借的民房中上课,而县城的学校却是另一番过度建设的豪华景象。“触目惊心!很多都是体制性排斥造成的!”
涂猛对本报记者说:“中国梦,首先是教育梦!希望工程矢志不渝推动社会和政府关注教育。”作为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慈善公益品牌,希望工程25年一路行来,锲而不舍践行一个朴素理想:让每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它凝聚了中国社会至善的一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25年了,逐梦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