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不久一次集体学习，主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记者近日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成金，就如何甄别传统文化有益因子，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回应和对过度“反传统”的纠偏

　　记者：应该怎么理解中央决策层学习中国传统治国方略所释放的信号和意义?

　　冷成金：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不曾断绝、一以贯之的民族，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民族文化和传统治国方略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经过近现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也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发展到今天，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和方法，是一种伟大的历史性选择，充分表现了中央决策层的睿智、理性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凸显出对传统文化德信并立、孝廉同重观念的认可，也体现出中央在更高层次、更好地处理民族文化开放和自我认同辩证关系的可贵努力。

　　中央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回应和对过度“反传统”的纠偏，对于建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总书记在讲话中讲到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如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请您评析一下从中透露出的执政理念。

　　冷成金：这是总书记在主持学习发表讲话时列举的10个古代的文化思想和执政理念，并认为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这些观点是中国文化和政治哲学的精华和精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三个方面。

　　以人为本是文化哲学，以民为本是政治哲学，以德为本是施政理念。以人为本是指把人放在第一位。在传统的天、地、人“三才”思想中，人是核心。《论语》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说人对自己负责，按照人类总体的发展需要和规律来建构“道”，而不是“道”在人先。民为邦本的思想正是上述观念的体现。以民为本是指在处理政治事务时要以民生、民权、民意为根本，为出发点，是民为邦本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政得其民就是这个意思。以德为本是指在施政过程中要以道德为根据，无论是处理政治事务，还是考察官员，都要充分考虑道德因素。改易更化思想是一种符合历史道德的通变观念，仍然是以德为本的施政理念。

　　总起来看，上面10种思想指向的主要是道德范畴，这些道德具有长久的历史合理性，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根本，也是建立现代法治的文化、情感依据。因此，德主刑辅的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以德为本、依法治国的基本政治理念。

　　汉文帝刘恒对上述执政理念体现得较为集中。汉文帝可谓在乱世中即位，但他一改以前执政者的作风，修德爱民，简朴自持，废除肉刑，兴修水利，近安诸侯，远怀匈奴，使当时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与其后的景帝时期合成为“文景之治”。汉文帝的做法产生了强大的仁政效应，对后世影响深远。

　　试图照搬一种传统的“精华”来包医现实的百病，说轻了是懒汉思想，说重了是复古主义

　　记者：从传统中取经，一般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似乎精华与糟粕并非简单分野，在具体操作中应该注意什么?

　　冷成金：历史上并不存在纯粹的或静态的精华和糟粕，精华和糟粕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形成的，在历史上发生过积极作用的东西，在现实中未必就同样有效。我们所说的精华，准确地讲应该是历史上的某种思想、文化、观念或措施中的历史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是根据我们当下的思想观念来判定的。任何一种传统的观念在运用到当下的时候，都必须和当下的实际情况和应然的要求相结合，而不能是复古式的照搬，这一点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得非常好，即对传统“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这其实是一个处理对继承传统和“改易更化”辩证关系的问题。如果试图照搬一种传统的“精华”来包医现实的百病，说轻了是懒汉思想，说重了是复古主义。

　　在具体的操作中，最重要的是要对“精华”取其神而遗其形，即取“精华”中的合理因素，抛弃这些“精华”在历史上的操作形式，因为这些操作形式很多时候就是糟粕。比如“孝”的观念，对今天精神文明建设仍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但传统社会一些操作形式就不可取。从政治制度讲，汉代以来即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当作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从思想观念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孝”僵化为束缚人的外在形式，忽视甚至剥夺了人的情感;从“孝”的制度讲，有些时代规定父母去世儿子要在家“守孝三年”。这些都是要抛弃的糟粕。今天要吸收的是“孝”对人性心理培养的核心内涵，即以适合现代生活的形式，通过爱父母而爱别人，通过爱家而爱国、爱社会，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讲到一些传统的治国措施，也是这样，比如“礼法合治”的思想，在传统社会往往具体表现为以礼入法，甚至以礼取代法，所以礼法往往被看作是传统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等级观念和纲常名教是其两大支柱，这显然是封建糟粕。而“礼法合治”真正的精神是以德为本，以礼弥补法治的不足，通过提高人的道德文化水平来减少诉讼案件，这正是当前所需要的。

　　记者：从传统中寻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因素，与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有何异同，请您予以辨析。

　　冷成金：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后者缺少了现代法治观念，仍像古代的某些思想流派一样，将人格修养的作用夸大到无限，以人格修养和人格境界来取代现代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道德的确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缺乏合法性的，但没有法律保障的道德又是不可靠的，这是现代意识中道德和法律的辩证关系。

　　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没有讲这种辩证关系。“内圣”如果失去了法律框架，那就既无法证明，也更不可靠;即便在传统社会，“内圣”也不能离开封建礼法而单独存在。而从传统中寻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因素，是依据历史发展的需要对历史合理因素进行甄选，为民族走向未来提供坚实有力的文化动力，这是由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需要共同决定的。

　　以德为本，以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归宿，仍然应当是当下中国人的文化选择

　　记者：儒释道互为补充，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您的研究视野中，此三家各有何理念可资当前治国理政之借鉴?

　　冷成金：这是个大课题，只能简言之。儒释道最终都是指向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它们可以互补的前提。不同的是儒家主张在最高精神境界的指导下，在现实中有为，通过现实中的有为来证明自己的人格境界，最终实现人类大同;道家主张在现实中无为，其实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只做合理的事情，不做不合理的事情，减少战争和苛政，最终达到顺乎人情人性的自然而然的“逍遥”境界;佛家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空的，纷纭万象不过是缘起缘灭，无实质意义，人的最高境界是体悟世界本体的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合理因素在于都反对战争、暴政，都主张建立合理、自然的政治和社会，都主张人的发展和提升，并以最高的精神境界为归宿。可以说，这是我们民族走向未来的不竭的文化动力。

　　从根本上讲，以德为本，以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归宿，仍然应当是当下中国人的文化选择。这里的最高精神境界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以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为根本依据建立起来的最高的精神归宿，例如对和平、友爱、富裕、文明等观念的体认和为之做出的贡献，由此共同构成了人的精神境界。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是传统文化在延续和发展，同时也是现实发展的要求。中华民族就是依靠这些观念发展至今，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从未断绝、一以贯之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