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摒弃了人类破坏、征服和主宰自然的传统发展理念和行为，倡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提出背景与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相同，都是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源被过度消耗、生态环境遭受大肆破坏的深刻反思。在内涵上二者也是一致的，都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阐释。在可持续发展概念成为全球共识的情况下，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有何内在深意?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哪些突出挑战和机遇?我们该如何充分发挥科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研究，以期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一、从全球可持续发展视角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自己的发展理念和道路，并成为世界发展的范式。生态文明建设虽是依据中国国情提出的，但它对当前的国际发展理念和治理机制进行了丰富和创新，充分考虑了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为中国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创造了条件。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政策框架，标志着“中国式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全面形成。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道路和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行动积极，在世界上率先制定了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被国际社会誉为可持续发展的旗舰[ 中国政府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的积极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的高度认可，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斯佩思曾说“中国在推动《21世纪议程》实施中承担了旗舰角色，中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所采取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基本上是对国际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践的追随。十七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阐释，使中国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和战略框架。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举措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提出的，符合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可以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式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全面形成。

　　第二，中国所提出的“绿色、循环、低碳”三大发展举措以及“五位一体”总布局，丰富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与机制，为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潮流，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中国式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立足自身，更要面向全球，要站在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的最前沿。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来看，它将生态环境全面纳入发展范畴，强调通过增强生态环境产品生产能力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出了绿色、循环、低碳三大发展战略举措。这些提法与当今国际上所推崇的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理念相比，更加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环境)的有机结合，特别是有利于增进社会包容。另外，中国所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对可持续发展推进机制的重大创新。从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来看，政治、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密切相关，将五者统筹协调、一体推进，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有机遇，更有挑战。从机遇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当前国际社会正在推动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12年 “里约+20”峰会启动的一项政府间进程。目前，SDGs工作组正在与有关各方举行广泛的磋商，并将于第68届联大成立时(2013年9月)向大会提交一份建议报告。]和“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GDGs)”[为确保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MDGs)到期后，国际社会能继续围绕人类发展的优先主题开展广泛的合作，联合国于2010年启动了“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GDGs)”的制定工作。目前，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GDGs高级别名人小组”正在起草一份建议报告。根据计划，第68届联大成立时秘书长将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这两大行动的核心是绿色发展，我们面临着一个与自身需求相一致的国际发展治理环境，这将为我国加快绿色转型提供更多的国际经验和合作机会，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机会。

　　二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环境问题尤其是2013年两会期间北京地区的雾霾天气，使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凸显，产业界、民间团体、社会公众等社会各界对改善环境的愿望更加强烈，这使得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政府在积极推动，同时也具备了扎实的公众参与基础。

　　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期望我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甚至要求我们承担与发展阶段不相符合的更多责任，我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将承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双重压力”并且这种压力趋于加大，我国应有的绿色转型空间正在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挤压。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迫于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等压力，大力推行以绿色产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技术密集型和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绿色产业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我国在发展实体绿色产业过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三是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期，而促进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的任务依然艰巨，发展压力巨大;支撑我国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核心科技创新能力仍不足，对国土空间优化开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程中各利益攸关方的协调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现有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科技工作思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存在偏差。

　　三、增强科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应积极参与包括SDGs、GDGs在内的国际可持续发展规则制定进程，努力成为各方借重和平衡立场的关键角色，将“双重压力”转化为在国际上拓展发展空间和增强话语权的“双重机遇”，为绿色转型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内应制定科学有序的生态文明建设路线图，统筹协调绿色转型、绿色转移和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加大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的评价制度创新，使生态文明建设与“中等收入困境”的破解协同实现。

　　科技创新是决定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乃至成败的核心要素。我国应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对相关科技工作思路进行调整，充分发挥科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一是建议紧密跟踪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绿色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组织形式、产业化途径等主要趋势，立足“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内在需求，研究提出加大绿色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的重点和途径;建议紧密跟踪SDGs、GDGs以及AMR[ 2013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年度部长级审查会议(AMR)将于7月份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技术、创新以及文化潜力：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这是自AMR成立以来首次将科技作为主题。]等其他有关科技的政府间磋商进程，研究提出在新的国际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下破解和反制发达国家绿色技术壁垒的措施，提出依靠技术合作增强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和领导力的战略措施，通过科技外交维护并拓展我国总体的国际发展空间。

　　二是建议根据我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重大科技需求，大力开展适用技术研发、集成与应用推广;根据生态文明建设所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等新要求，相应调整资源环境领域科技创新的思路，如考虑在立项和绩效评估中，适度淡化经济效益指标，增强对生态系统自身演变规律的尊重等;建议面向生态文明建设中新兴业态的培育部署若干前瞻性项目;建议加强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方法研究，加强对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排放权交易、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等的研究。

　　三是目前一些部门/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实验区[ 2008年，环保部制定发布了《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截至2013年1月，共批准设立了5批共71个“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或相应的管理机构[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贵阳市将环保局、林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合并，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由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本质相同，这些实验区或管理机构的确立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异曲同工。鉴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前期基础较好、已有一定影响力等优势，鉴于尽快在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探索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途径和方法，努力将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成为生态文明的先行先试区，为其他部门的生态文明实验区发展做出表率并提供经验，形成良性互动、互为补充的运行机制。